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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翻看着呈上来的有关河北、山西和山东的《晴雨录》，赵昺将其中有用的信息摘录出来，一一进行验证，这是个极为繁琐和考验耐心的工作。

    要知道二次北伐，宋军才进入河北等地，而事务局的探子活动范围也是有限的，无法准确记录当地的气象资料，有的年份只是一个月发生的气象情况，或是从行商和旅人口中获得的某地下了大雨成灾，或是干旱导致土地龟裂，河流断流等等。

    另一个方面以现在的科技水平，即便做了详细记录，同样无法如现代有数字进行客观表述，往往只是微冷、寒冷、需添衣，或是酷热、闷热、甚于往年等，借助体感的概略之词，缺乏具体标准的记录。

    这就让赵昺难以对当地气候变化做出精确判断，而这就要借助其它方面的资料，不只是限于当地的天气记录，就还涉及到农业的丰歉，物价涨落、灾害的大小，甚至当地流行的民间谚语，来进行推断。而此次引起他的警觉，就是因为地志中几句俗语。

    徐宏看陛下进入工作状态，也不宜再详问，因此也就有给皇帝加了个烛台，剪了烛芯，让屋里更加亮堂些。而后悄悄的退出了皇帝寝室，虚掩上门，叮嘱了两句值守的侍卫，才到隔壁的房间和衣躺下。他也要抓紧一切时间休息，因为皇帝的精力太过旺盛了，否则是真熬不过其。

    赵昺要将各种记述分别按照地域誊摘到纸上，然后再加以分析，而做完初步工作，外边传来更鼓声，已经是丑时了。他揉揉有些酸涩的眼睛叹口气，本想一气呵成分析出初步结果，但是也觉得疲惫了，而明天还要继续行军，想想还是吹熄了烛火，睡上一会儿。

    但是刚刚用过脑子，一时间哪里又睡得着，赵昺回想着刚刚自己做的事情突然笑了。按照制度，他刚刚书写的文字都会记入档案留存起来，若是有幸能存留到现代让后人发现，自己是不是又要多一个‘气象学家’的名头。

    要知道古代社会虽然早就出现了相关气象记录，但是就如让自己感到困顿的一样皆是只言片语的记述，根本不成体系。而他还记的前世中的科学家为了了解古代气候变迁，不得不借助古代的诗词有关描写来做出判断。

    而具赵昺所知古时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也关心地方雨水情况，但是雨水上报主要还是看皇帝个人需求，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，而真正的雨泽奏报制度是产生在清代。

    清代皇帝深知雨水情况与农业收成、地方治乱的关系，因此他们对雨水情况十分上心，便将前代气象呈报的做法加以变革，推出雨泽奏报制度。各直省需进行气候，尤其是雨雪的测量，并逐级上呈朝廷。

    有学者指出，清代的雨泽奏报制度应发端于康熙时期，因为其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对农业的关注，“农事为民生之本，必雨雪以时，庶春耕不误，秋成可望。”而具推断苏州织造李煦是此事的最早发端者，其上呈的“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”，可以看作是雨泽奏报制度的开端。

    不过事实上，李煦除了奏折外，还向皇帝呈报了另一种气候记录——“晴雨录”，一种更为细致的气象记录。“晴雨录”需要人们日夜值班，把十二个时辰的天气都详细加以记录。晴、阴、雷、雨、雪、雾和风向等情形都需要被记录在晴雨录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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