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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待行到县衙，藁城令董文直已经率大小官员在衙门外迎候，其亲自上前扶史格下车，见礼道：“都帅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，途中可还安稳？”

    “彦正兄，你我兄弟何必如此客气！”史格听了却是面带愠色言道。

    “尊卑有别，怎可乱了礼数！”董文直却是依然按照上下官的规矩见礼，又让县中官员依此上前施礼。

    史格知道其脾气，最是注重礼法，讲究规矩，只好依他，与众官见礼已毕才自中门入衙。董文直将其让进后堂，再次见礼坐下，又命人上茶。众官明白都帅自真定远道而来，必有要事相商，说了几句闲话纷纷告退，后堂只留两人和亲随伺候。

    “彦正真是治世之才，在这战乱之时，还能保有这一方净土。若是入朝为官，定然也能入主中枢！”史格喝口茶言道。

    他此言却也全非奉承之语。董氏自董俊弃金归顺蒙古后，凭借武功南征北战成为蒙古倚重的大将。在其阵亡后，董家却也没有因为其死而没落，他有九子，其中第六子文振和小儿子文义夭折。其余七子当中，对董俊家族起重要影响的当数长子文炳。

    父亲死后不到两年内，年仅十七岁的文炳继任父亲所担任的藁城县令，因其年少，不免受其父亲同僚的轻视。但其明于听断，以恩济威。未岁，同列束手之下，吏抱案求署字，不敢仰视，里人亦大化服。

    文炳在接到宪宗的命令，被派往正在征讨南召的忽必烈旗下。在此次始于河北的大远征中，初征时随从者四十人，马匹二百头；但是，在进入西藏地区时，跋涉艰难，随从者最后只剩下两人，以食死马度日。时而有过路的使者带消息给忽必烈，遣随从救文炳脱离困境，入侍世祖潜邸。

    宪宗猝死，忽必烈独自开设了呼拉尔，宣告独立，设制帝位，建立了统治天下的地位。此后，董氏兄弟作为世祖的先锋之兵，协助忽必烈巩固政权。中统元年文炳巡抚燕南诸道，第二年被封为山东东路巡抚使，进而又被重用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

    二子文蔚作为武卫军千户，跟随世祖驻扎上都。三子文用持诏书在边疆地区，也在中书左丞张文谦手下从事巡抚工作。其他兄弟在外从事类似工作。八子文忠在新设置的符宝局就职，作为奉训大夫辅佐于忽必烈身边，经常被呼为“董八”，可见其被信任之程度。

    在中统三年，山东爆发李璮之乱，冲击了世祖政权。此时，文炳、文蔚、文用纷纷镇压这场叛乱。此后，文蔚在至元五年去世，文用被派遣到西夏，镇压浑都海之乱，为恢复农耕等安定民政积累了功劳；文忠辅佐内政。

    在此情况下，忽必烈开始实施一直以来想进攻南宋的夙愿，特别是文炳和伯颜的军队携手冲锋在前，在至元十三年参加了进攻南宋的首都临安之战，最终使其陷落。文炳日益得到世祖的信赖，除担任中书左丞之外，还兼任枢密院事，在朝政中地位显要。

    正是如此，董氏兄弟在世祖皇帝之下，为了建国，活跃在最前锋，并得到世祖委以重任，董氏家族的声望世人皆知。而四子文直继任藁城县令，保全家乡。这也表明兄弟之间任务分配和衔接的巧妙之处。而董氏的第三代也多在朝中任要职，都凭其才干升到中枢的地位。

    尽管史家也算是豪门史家，在朝中手握权柄，但与史家相比还是稍显逊色。也正是因此，在董氏二代或死或忘的情况下，史格也不敢轻视，自降身份亲自上门拜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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