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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省了多少事、多少钱？减少了多少麻烦？提高了多大效率？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宋朝官场的道德水准该有多大提高？

    甚至皇帝的水平也会得到提高，毕竟没有奸臣蛊惑，他坏也没有方向了。

    人多事多可能造成最差的人党政，这只是一个方面，人多生事才是最大的问题。

    第二，剩下的十九个人制造了多少麻烦？

    因为竞选失败，落选的人有了共同的敌人，就是那个成功上位的县令。

    从第一天开始，把他弄下去就成了大家不言自明的目标，可以预期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手段，从此就会层出不穷。从这些老对手纷至沓来，当然还有从新对手而来的攻击。

    每年都有新科科考成功的新生力量加入竞争，他们也顺理成章将老一辈推进一步。

    效果都是更多人来到那个县令面前，成为和他对战的有生力量。

    吹毛求疵找他毛病必不可免，玩儿阴的，让他在这个世界消失，至少在大宋没有立足之地。

    面临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，那个县令又可以有多大精力干好本职工作？

    这是从外表环境衡量。

    如果从他本身来看呢？

    他本来就是钻营在干上这个县令职位的，正经本事有限，圈心全意干工作估计也就是维持现状。

    还地说那是在没有干扰不分心的情况下。

    在宋朝的为官环境下，那个东西就别指望了。

    各种因素放在一起综合考虑，他觉得大概自己很难干到任期结束，更难做出成绩。

    那就必须抓紧时间实现首要目标。

    首要目标当然是赚钱了。赚钱的前提当然是把原来钻营的钱拿回来。

    捞本和赚钱这两件事一进入他的执政目标，那就摧枯拉朽，强行推行自己的轨道。

    这种机会实际不是很多，如果他不想吃得太难看，就要千方百计寻找机会。

    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潜在的机会。

    其实，不仅仅是王安石的变法，任何人的变法、甚至任何变动，都是有心人的机会。

    这就是为什么持重之人有个观念，就是不要轻易变来变去，比如有个叫杜挚的曰过：“利不百，不变法；功不十，不易器。”，因为政有恒则易守，法数变则奸生。

    简单地说，就是如果各项法规保持不变的话，就方便遵守；而如果将它们变来变去，那必然让奸人钻空子，乘机渔利。

    其实这个道理正经人应该知道和遵守，却往往不知道不持守，而那些奸人则很清楚，进而反其道而行之。

    所以，这些人就成了变法的积极支持者，也导致了变法的必然失败。

    他们制造麻烦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就是通过皇上制定的制度，就是整个宋朝制度基础的鉴察系统和牵制系统。

    这两个系统如何设置得合宜操作得公平合理富有效率，只可以提高执政质量减少弊端的，但是它肯定是加重冗官和冗费，这是它的性质决定的，因为它和提高效率成反比。

    倘若这种鉴察和牵制制度合理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减低效率，那就是可以接受的，也许宋朝在开国之初建立制度的时候有这个初衷，遗憾的是，昏君奸臣组合破坏了任何鉴察和牵制的机能。

    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败坏朝政和整个统治秩序。

    因此，整个制度包括鉴察和牵制都成了昏君奸臣祸国殃民的工具，从而也成为纯粹的冗官冗费的一部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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