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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对，就是冯保！这道旨意，肯定就是出自冯保！对于先帝驾崩至今，这十几天生的事情，京官们自然耳熟能详，更不用说这两日，为了弹劾冯保，言官们大揭帖，上下串联，早将冯保的恶行公诸于众了……其中不就是有矫诏这条么？

    认定了这一切是那个死太监所为，百官顿时无比愤怒，无比恐惧——堂堂内阁辅、席顾命，第一大臣，功勋卓著、廉洁奉公、不党不群、忠勉无双的高阁老，在没有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，竟然被一个太监用中旨罢免！这是何等的耸人听闻，何等的荒谬绝伦？！当年臭名昭著的王振和刘谨也不敢干的事情。如果让他得逞的话，那么满朝诸公，还有哪一个不是他能随意罢免的呢？

    难道比刘谨时期还要黑暗的时代，就要降临了么？似乎是一定的，要知道，当年武宗登极时，好歹已经十五岁了，而今上才刚刚十岁，这五年的差距，很有可能就是冯保比刘谨多作恶的五年。在场的衮衮诸公，有几个能熬得住？一种强烈的厌恶和抗拒情绪，急的在百官心中酵、膨胀，让所有人呼吸变粗，心跳加，怒从心头起、恶向胆边生……这就是沈默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力量，背负着‘缩头乌龟’的指责，一直苦苦等待的裂变时刻啊！

    为这一刻，他等了足足十年！但，已经比他预想的要早了……兵法上讲天时地利人和，要想成大事，也一样离不开着三样，要想开创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要求就更苛刻了。至少要有千年一遇的绝佳契机，各种有利条件样样皆备，而各种不利因素，则要正处在最弱的时期。如此才有可能，让历史这辆有强大的惯性列车，稍稍改变一下它的轨迹。

    ‘君与士大夫共天下’的口号，足足喊了千年。然而皇权，以及其衍生出的宦官，对臣权的肆意欺凌，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止。自然的，臣权与皇权的斗争，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，自本朝永乐后，在大臣的挤压下，皇帝渐渐离开朝堂，不再过问具体政务，而只握有最后的否决权，与大臣的斗争，也交给了宦官。之后百余年，总体是一个臣权上升，君权下降的过程，直到嘉靖初年达到最高峰。

    嘉靖之前的历任皇帝，从仁宗、宣宗、英宗到宪宗、仁宗，都或是主动，或是被动的承认了自己的角色。但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的，而是呈螺旋前进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对于皇帝来说也一样，所以出现了嘉靖这样强势的君王，自然和日益嚣张的臣权生了激烈的对抗。结果还是天然立于不败之地的皇帝，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，把翘尾巴的臣权打趴在地。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独裁时期。

    然而在统治后期，嘉靖皇帝沉迷丹道，无心治国；而且因为他对宦官同样毫不留情，所以文官的地位再次抬头。但关键是他的儿子，隆庆皇帝登极后，这位缺乏治国热情，却又十分有自知之明的皇帝，索性采取垂拱而治，把国家的权柄交给了自己的师父们。

    也就是从这时起，岌岌可危的国家渐渐开始振作，从各种危机的泥淖中走了出来。近近六年时间，边境晏然、国库充盈，百姓终知生民之乐……这一切，都让人们坚信，圣天子垂拱而治，才是最适合大明的。而在思想激进的江南一带，已经公然开始讨论，虚君实相的可能性……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，就是高拱的《陈五事疏》，那分明就是限制臣权的政治纲领。高拱可不是穿越来的，他出身书香门第，自幼接受传统教育，然后入朝为官三十年，可以说是世受皇恩。但这样一份纲领，就出自这位当朝宰相之手，高拱不可能突奇想，当然是具有可行性，也一定是得人心的。

    当然，不会得到皇宫中那对母子的心。

    但这正是第二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——主少臣疑这句话不是说着玩的。‘皇帝才十岁，懂什么治国？’这句话可不仅仅是高拱一个人在说，而是所有人的想法。而大明的太后，又皆都出身卑微，缺乏足够的格局和政治头脑，无法像宋朝的太后那样，为儿子撑起一片天，因此皇权暗弱已成定局。大臣们本来就对先帝谈不上尊敬，现在面对孤儿寡母，敬畏二字更是无从谈起。

    所以皇权的力量，正处在它的最低潮期。

    臣权的波峰，和君权的低谷，在这一刻出现了交点。一旦错过，就是错过，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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